中国轿车风云第四十二期

徐秉金，祖籍河北昌黎，1939年生，中共党员，大学学历，高级工程师。2001年徐秉金担任中国欧洲经济技术合作协会会长并兼任中国汽车流通协会名誉会长。

大学毕业后曾先后在机械工业部、国家计委、国家经委工作，历任国家计委外事局副局长、国家经委机电局副局长、国家计委工业综合二司副司长、国务院机电产品进口办公室常务副主任、主任，外经贸部机电产品进出口司司长、部长助理。1991年5月，徐秉金调任国家机电产品进口审查办公室主任。

长期代表国家工业系统参加中美市场准入谈判、GATT(关贸总协定)和WTO(世界贸易组织)谈判，曾担任中国代表团副团长以及GATT和WTO的主要谈判代表。为中国WTO研究会高级顾问、中国欧洲经济技术合作协会会长，中国汽车流通协会名誉会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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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轿车项目遇到的第一波风浪来自于中国国内

在当时，这是全国最大的汽车项目。1979年，国家经济情况不好，开始对许多在建项目进行整顿，有的停建，有的缓建，二汽也被列入国家缓建项目名单。1979年底，时任上海市委副书记韩哲从北京回后对谈判小组成员仇克说：“我们这个轿车项目很危险，国家经济调整，很多项目要下马。我们这个项目年产15万辆，国家计委透露消息说，项目太大可能要下马。”

蒋涛得知国家的决定后非常着急。他曾经是上海工业的掌门人，对上海的工业家底最清楚。上海轿车与国外轿车的隔代差距更是让他寝食难安。这一次上海轿车合营项目是发展上海轿车工业的一次难得机会，如果失去这个机会，自己生产的上海牌轿车绝不是进口轿车的竞争对手，要不了多久就会被挤垮。在某种意义上说，失去这次合资机会就等于放弃上海轿车工业，作为项目的主要负责人，这是自己无论如何也无法接受的事情。

蒋涛一面向上海市委书记陈国栋和市长汪道涵汇报，请求他们继续支持这个项目谈下去，绝不能半途而废，一面找来上海轿车项目组的有关同志，向他们宣布两条纪律：一是上海轿车项目可能停的消息不能外露；二是与德方谈判不要停。他对大家说：“说不定几年以后谈判成功，国家经济形势好转，我们就能有准备地上轿车项目，但如果现在不和外商谈判，那一切都完了，今后即使有这样的机会，也不一定轮到上海市。饶部长说，这次我们找到了比较理想的合作伙伴，外商也很积极，我们应该抓住这个机遇把项目谈透谈实。现在谈判才刚刚开始，到谈成还要好几年，说不定谈成时，国家经济形势也好转了，那我们就能有准备地上了。所以，现在谈判决不能停。”

关键时刻，饶斌做出了决断。1979年5月，饶斌正好率领中国汽车工业考察团回国，在上海下飞机后，他立即召集蒋涛、仇克、翁建新等人在一起商量，饶斌说：“轿车工业是汽车工业的重要组成部分，要振兴汽车工业，必须发展轿车工业。但我们与国外的差距太大了，光靠自己探索不行，不但时间长，而且水平不高，必须引进技术。国内虽然进行经济调整，建设项目暂缓，但轿车项目刚刚开始谈判，需要一定时间，不能马上建设，所以继续谈判和经济调整并不矛盾。说不定到谈成时，国内形势好转，那就能有准备地上马。过去有教训，一说缓，就处处开红灯，什么工作也不得不停下来；一说上，没有准备也仓促上阵，结果是欲速则不达，还是上不去。你们不要松劲，继续抓紧工作，我回北京再去做工作。”

其实，作为中国汽车工业的总负责人，饶斌比蒋涛等人还着急。上海轿车项目是饶斌极力保荐由上海来承担的，现在面临下马的局面，如果上海轿车项目下马，就意味着刚刚起步的中国现代轿车工业夭折，受到影响的不光是上海轿车工业而是全国的轿车工业。回到北京后，一机部为机械工业的很多项目是上还是下开了3个半天的扩大会议。饶斌在会上汇报了在国外考察的情况。他说：“这次到国外参观了很多生产轿车的企业，也看了一些技术研发中心，感到我们和国外的差距实在太大了，只有引进技术，认认真真学习才能缩短差距，把我们的轿车工业搞上去，抵挡住轿车进口。所以(上海)这个项目不能下，而且要快上。”

讨论的结果是，一机部党组一致同意这个项目继续谈判。饶斌又向薄一波、姚依林等中央领导和国家计委、国家进出口领导小组汇报了一机部党组和上海市委的意见，饶斌关于“上海轿车项目现在还在谈判，并未进入建设阶段，现在的谈判决不能停”的观点得到他们的认可。一机部立即拟定报告上报国务院，批准后，谈判继续进行。

华裔德国人李文波时任大众公司中国总代表，他得到中国将大量压缩基建项目后，极为不安。与中国合作是德国大众在全球布局方面作出的战略决定，如果中国单方面放弃，德国大众将会蒙受重大损失，中国的国际信誉也会受到影响。1980年的春天，他带着德国大众的重要使命前来拜访饶斌，希望中国方面给出一个确实的意见。饶斌坦率地告诉李文波：“中国经济确实遇到问题，国家将要对很多在建项目实行调整，很多项目其中也包括汽车项目已经叫停。但干轿车我们是铁了心的，上海轿车项目绝不会停下来。”

听完饶斌的话，李文波惴惴不安的心情平静下来。事后李文波回忆说：“完成来京使命之后，心里不知有多开心。这样，中德双方的合作大门不仅没有关上，而且双方还增进了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