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轿车风云第三十九期

徐秉金，祖籍河北昌黎，1939年生，中共党员，大学学历，高级工程师。2001年徐秉金担任中国欧洲经济技术合作协会会长并兼任中国汽车流通协会名誉会长。

大学毕业后曾先后在机械工业部、国家计委、国家经委工作，历任国家计委外事局副局长、国家经委机电局副局长、国家计委工业综合二司副司长、国务院机电产品进口办公室常务副主任、主任，外经贸部机电产品进出口司司长、部长助理。1991年5月，徐秉金调任国家机电产品进口审查办公室主任。

长期代表国家工业系统参加中美市场准入谈判、GATT(关贸总协定)和WTO(世界贸易组织)谈判，曾担任中国代表团副团长以及GATT和WTO的主要谈判代表。为中国WTO研究会高级顾问、中国欧洲经济技术合作协会会长，中国汽车流通协会名誉会长。

39期 德国大众抢滩上海

虽然上海方面开始了与德国大众的接触，但当时中方的合作对象并没有锁定德国大众，眼光还在美、日、法等其他大型轿车公司扫描，希望找到更心仪的合作伙伴。

1979年元月初，上海提出赴美与通用汽车公司洽谈合资经营的方案。元月26日，国务院副总理谷牧在上海的方案上批示：

拟同意，请秋里、耿飚、方毅、王震、世恩、慕华同志批示。

邓小平于2月11日再次圈阅同意。得到中央的首肯后，1979年3月6日至4月16日，饶斌率领以上海汽车工业代表为主的中国汽车工业代表团，赴美国、德国、法国、日本对通用汽车公司、德国大众、奔驰、法国雪铁龙汽车公司和丰田汽车公司进行考察，谈判合资经营事宜。

在美国通用汽车公司，美方请中方代表参观了工厂，还请中方成员试驾了他们新研制的小轿车。但对中方合作的要求，美国通用公司的回应是：中方生产部分汽车零部件，再由他们提供其余的零部件在中国装配，产品纳入他们的世界生产体系，这如同通用雇用一个帮他们打工的小伙计，离中方自己生产轿车并要出口创汇的想法相差万里；日本是中国的近邻，日本汽车公司善于在生产上精打细算，对于选择合作伙伴也是极为精于计算。日本汽车公司奉行的是“只卖商品，不卖技术”，他们更不愿意用自己的技术去培养一个潜在的竞争对手；法国的雷诺和雪铁龙倒是有积极性，但他们完全不了解中国的市场和中方的想法，提供的车型不适合中国的市场。

中国代表团的考察活动断断续续持续了近2年之久，但这次全球环游“选秀”毫无成果，中国代表团的成员心情郁闷。原上海大众公司董事长陆吉安说：“我们用了2年多的时间周游列国，但没想到的是，这次面向全世界招募合作伙伴并不顺利，日本、美国等各大汽车公司相继拒绝了我们。”

这些西方大公司拒绝中方的原因很简单，中方的合作内容让他们无法接受。蒋涛说：“我们在选择合作对象时坚持了以下几条原则：首先是能提供适合我国市场需要的先进车型；其次是能提供先进的生产技术和科学管理模式，共同建设完整的现代化轿车工业，对方在国际上已具备有较强的竞争力，并能参与商品出口以解决外汇平衡；第三，同意对横向零部件企业提供技术帮助，加快零部件国产化。”

对照中方的条件，多数外国大汽车企业不屑一顾。他们认为，出牌要对等，中国的汽车工业是如此落后，市场环境是如此糟糕，市场容量是如此有限，中国完全没有发展轿车的基础与条件，中方凭什么开出如此高的要价？他们对中方说：你们没有必要自己生产轿车，进口我们的产品就行了。

德国大众公司是这些西方国家中的另类，相比较其他西方大公司而言，德国大众公司是惟一愿意提供最新技术又愿意投入资金的大公司，在这种情况下，饶斌认为，还是德国大众的条件较好，这才选定德国大众汽车公司作为谈判伙伴。

原上海大众总经理仇克回忆道：

德国大众公司的代表博诗到上海主要是我接待的。我们也很清楚，德国大众派他来是了解中国情况，探讨合作条件。他来了后，先是参观了上海汽车厂。我告诉他，我们的要求是：引进技术，利用外资，建成年产15万辆的合营企业，主要是出口。
　　这里面还有个小插曲。我邀请他到和平饭店吃饭，看到很多日本人，他指着这些日本人开玩笑说：“日本人一定也和你们谈了，我只有一个人，怎么能和他们那么多人竞争?”
　　我也笑着回答：“历史上以少胜多的事情也不少，而且你们以后也可以多来一些人呀!”
　　接下来就是1979年4月饶部长率领中国汽车工业代表团访问大众，他们特地安排了我们参观每天生产3700辆轿车的狼堡轿车厂、高尔夫轿车的自动装配线，还看了技术中心、试车场、碰撞试验室等，以及他们正在生产的各种车型的展览大厅。参观完后，大众公司董事长再次重申，他们愿意和中国合作，在上海建设现代化轿车厂，还提出为了降低生产成本，提高竞争力，愿意帮助我们发展零部件，并同意整车返销60％。代表团一行都认为大众公司提出的条件比较实际，可信度较高，符合我们国家的要求。
　　后来，德国大众又派代团正式访问中国，由纳德布什带团。他们这次带来的情况是：他们是想在亚洲寻找合作伙伴，第一家找到了伊朗，双方谈得很深入，后来因为伊朗国内动乱而取消。现在正在谈的是韩国，韩国有许多条件是大众公司愿意接受的：首先是国家体制，韩国不是社会主义国家。其次，韩国轿车工业有了一定的基础。第三，韩国人做事情非常“拼命”。但他们仍然愿意跟我们合作，主要是看到中国汽车市场的发展潜力非常大，而这正是韩国所缺乏的，因此，他们最终将中国定为合作伙伴。
由此可见，中国与德国大众合作是在没有挑选的情况下做出的决定。从此，上海和德国大众开始了艰苦曲折起伏不断的长达6年的马拉松式合资谈判。

德国大众公司是一家什么样的公司，为什么那么多西方企业拒绝与中方合作而它们会反其道而行之呢？要了解这些，就得先认识大众公司。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德国成了战败国。1918年11月11日，德国代表在法国贡比涅森林雷道车站的一节火车厢里签订了《协约国对德停战协定》。条约规定，德国裁减军队，交出陆海空军的全部重装备包括运输工具，退还法国盛产煤、钢的阿尔萨斯—洛林地区，曾经的欧洲强国一下子成为其他列强宰割的对象，德国丧师失地，经济完全崩溃了。从1919年一战结束到1929年，战败后的德国经济靠美国、英国、法国的贷款逐步恢复，但由于国内消费实力长期萎顿，德国经济主要建立在外向型出口上。

就在德国还在战败的阴影中挣扎的时候，更大的一波灾难袭来。1929年10月发端于美国的世界性经济大危机，如同海啸般以前所未有的冲击力席卷整个欧洲。经济危机给正在缓慢复苏的德国经济以摧毁性的打击。由于美、英、法等国均陷入经济危机，这些国家从德国抽走银根，催逼贷款，取消订货，德国经济再也经受不住这样的拳打脚踢而应声倒地。1931年，德国共有19254 家企业倒闭，失业率从1928年的7%猛增到1932年的30.8%，1932年1—2 月失业人口达到610 万人，超过全国成年人口1/4。由于市场崩溃，农业也遭受重创，广大中小农户纷纷被迫出卖土地，仅1931年被拍卖的农田就达17万公顷。国家黄金储备从23.9 亿马克锐减到13.6 亿马克，而1931年到期必须偿还的外债高达64亿马克，由于资不抵债，德国马克疯狂贬值，形同废纸，德国的整个金融信贷体系濒于崩溃。

在经济危机的寒流中，德国国内民怨沸腾，而各种党派的政客们不顾人民的死活，纷纷为争选票互相功讦，德国处于革命的前夜。此时，纳粹党打着国家社会主义的幌子，从关心劳苦大众入手，乘机而起。1933年，纳粹党首希特勒当选德国总理。面对千疮百孔的德国经济和超过600万的失业人口，在上任后的前四年里，希特勒将主要精力放在内政建设方面。他首先设法使莱茵河西岸重工业区的工厂相继恢复生产，然后逐个解决经济发展中的问题。从1933到1935短短的三年里，由于德国人民的努力，德国经济奇迹般地得以恢复，在基本没有外国投资和援助的情况下，濒于破产的德国一跃成为名列世界前茅的经济强国，德国的劳动就业率达到98%以上，德国的老百姓重新过上了富足体面的生活。
　　德国是汽车的故乡，自从1886年汽车在德国问世后，执着细致的德国人便开始痴迷于改进和制造这个“改变世界的机器”，1901年，德国有12家汽车制造厂，职工总数1773人，年产汽车884辆。到了1908年，汽车厂猛增至53个，职工12430人，年产汽车5547辆，不仅能供应国内市场，而且把大量的产品销往到世界各地，到1913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以前，德国汽车工业已基本形成一个独立的工业部门，全德国共有5万多人从事汽车制造，年产汽车2万辆，汽车保有量已达10万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