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轿车风云第四期

徐秉金，祖籍河北昌黎，1939年生，中共党员，大学学历，高级工程师。2001年徐秉金担任中国欧洲经济技术合作协会会长并兼任中国汽车流通协会名誉会长。

大学毕业后曾先后在机械工业部、国家计委、国家经委工作，历任国家计委外事局副局长、国家经委机电局副局长、国家计委工业综合二司副司长、国务院机电产品进口办公室常务副主任、主任，外经贸部机电产品进出口司司长、部长助理。1991年5月，徐秉金调任国家机电产品进口审查办公室主任。

长期代表国家工业系统参加中美市场准入谈判、GATT(关贸总协定)和WTO(世界贸易组织)谈判，曾担任中国代表团副团长以及GATT和WTO的主要谈判代表。为中国WTO研究会高级顾问、中国欧洲经济技术合作协会会长，中国汽车流通协会名誉会长。

试制高级轿车

在一般人眼里，一辆轿车最抢眼的是车身，给人印象最深的也是车身。仿制轿车的主要问题是要有一个有中国人认可的，具有中国民族文化特色的车身。从轿车制造的工艺流程上说，车身也是轿车最重要的关键总成。它的尺寸要与底盘、发动机、轮胎等相匹配，为减少风阻，需要有良好的流线型外形，这些都需要精确的计算。在既无计算机，更无风洞的条件下，试制本身就难上难，一汽党委要求，一个星期拿出车身。按照今天的认识，一个星期连画草图的工夫都不够，当时也确实没有完整的工艺图纸，这真是难为人了。但一汽人艺高胆大，在与动力、底盘等结合部的基础数据定下来后，大胆设想，先做一个全尺寸的油泥模车身，这样可随时修改。党委书记赵明新、厂长饶斌、副厂长郭力、方劼等厂领导轮番来到模型组，和工人群众一起，日夜加班。

除了车身外，制造v8顶置气门的发动机成为一大难题。v8发动机的气缸体形状复杂，铸模、倒模、铸造、加工等工艺环节不能少，尤其是汽缸体的铸造成为难关。一汽集中全厂铸造高手参战。然而制造缸体毕竟不同于车身，v8汽缸体的技术实在不是可以用简单的手段在短期内取得成功的，经过多轮突击后，绝大多数产品都不合格。时间不等人，无奈之下，最后百里挑一，选用极少数合格的铸件毛坯进行加工。最后终于将发动机这块硬骨头“啃”下来。但在成功的发动机旁，废品堆积如山。其实何止是车身和发动机，几乎每一个产品的背后都有一个不计成本“刻苦攻关”的故事。

除了一汽外，红旗轿车的试制还有大量的协作件，涉及全国11个城市和大量的工厂。一听说是为毛主席造红旗轿车，这些工厂也是将其作为压倒一切的政治任务，不计成本地干。长春市玻璃厂为红旗轿车制作玻璃仪表盘罩，上海昌明钟表厂为红旗制造高级电钟，上海延安电器厂为红旗制作电器，沈阳床垫厂为红旗制造坐垫，南京电瓷厂为红旗制造火花塞，哈尔滨轴承厂为红旗制造特种轴承，哈尔滨仪表厂为红旗制造仪表……

最后的难点又回到车身。油泥模车身完成后就要制作正式的车身。按照常规，正式的车身需要模具来压制，所以需要先制作模具，薄板在压制过程中需要分多次才能成型，所以需要多套模具，以轿车生产的投入而言，制造模具（俗称“开模”）是轿车制造中投入最大的项目之一。制造车身模具的首要条件是充足的资金，而且需要较长的时间，但这些对一汽人而言，都是难以实现的，一汽人决定采用最原始的办法：用榔头将车身敲出来。车身制作的工序称为“钣金”，用榔头敲出车身的需要七八级以上的高级钣金工。一汽全厂也没有这么多高级钣金工。在当时，造红旗已经成为压倒一切的政治任务，它不光是一汽的事，也是全国的事。上海是中国资格最老的工业城市，那里藏龙卧虎，有着大量的能工巧匠。一汽与上海联系，请到了十几名高级钣金工。上海师傅陈福贵长期修理外国轿车，有着丰富的经验。在没有样图的情况下，他带着两名徒弟，自己在地上放样，硬是用手工敲出全部钣金件。在陈福贵的带领下，这些上海师傅日夜连班倒，车间里整日响着疾风暴雨似的榔头声，他们全凭手摸榔头敲，硬是在规定的时间内用手工把红旗车身敲出来了。

经过一汽人和全国有关厂家共同努力，整整33天，1958年8月1日，中国的第一辆红旗高级轿车诞生了。

新红旗外观庄重大方，车内宽敞舒适，内外装饰充分体现了中国民族风格，扇面形状的水箱格栅，宫灯形的尾灯，仪表盘采用福建大漆“赤宝砂”（这是一种工艺复杂、但视觉效果极佳的传统工艺漆），座椅及门护板面料采用杭州云纹织锦，显得富丽华贵。

第一辆红旗试制成功后，一汽立刻投入第二辆红旗，也就是红旗敞篷检阅车的试制。

9月19日，时任中央总书记的邓小平和李富春、杨尚昆、蔡畅等前来一汽视察，在试制的红旗车旁，听取了饶斌的现场汇报。邓小平问饶斌：“红旗比伏尔加怎么样？”

饶斌回答：“比伏尔加高级。”

邓小平又问：“比吉姆呢？”

饶斌答：“比吉姆高级。”

邓小平兴奋地说：“喔，比吉姆还高级，那你们可以多生产，油不够就烧酒精，反正做酒精的红薯干有的是，只要不烧茅台就行。”

同样是一个多月，1958年9月26日，红旗敞篷检阅车试制成功，经过调试后，9月28日当夜运往北京，向建国9周年献礼。遗憾的是，由于试制时间短，又没有经过全面检测，这2辆红旗牌ca72高级轿车在北京期间毛病不断，质量问题多达537个，最终未能参加国庆阅兵。

虽然没有参加国庆9周年的游行，但一汽在短短的两个多月时间里试制出两辆红旗轿车，给了一机部极大的信心，也给了中央极大的信心。1959年1月7日，中央书记处给一汽发来指示，要求一汽在1959年要“确保红旗轿车生产”。1月21日，一汽党委决定，竭尽全力确保中央书记处下达的红旗高级轿车生产任务，决定立即将原东风轿车的工艺装备设计和制造全部停下来，全力以赴保红旗轿车的生产，并派副厂长王少林出国考察轿车车身制造问题。

1958年试制的红旗，所有部件全部是手工完成，批量生产就不能再采取这个办法了。为确保红旗批量生产，除部分产品借用卡车的生产设备外，需要新建专门的厂房和工装设备。经过计算，需要新工艺装备6222套，新增发动机车间、冲压车间以及部分附件的专用车间，共需新增基建面积17500平方米，外协件共12种733项，分布全国11个城市60多个工厂。

批量生产红旗，关键在车身，车身的关键是冲模。一汽提出，要在两三个月内完成百余套大型冲模，千余套中小冲模。要做冲模首先要设计、要绘图。几千套冲模仅图纸就得上万份，两三个月内完成上万份图纸，相当于每天要出200多份图纸，在当时的条件下，这个任务几乎不可能完成。

关键时刻，见出饶斌的生产组织能力。他将全厂工具、发动机、冲压等车间以及部分职能处室的全部工程技术人员共50人以及高级技工40人外带10名领导干部组成“冲模设计联合突击队”，再将这些人分别组成13个突击小组，每组工人3～4人，工艺员2～3人，设计师1～2人。采取“四包”“三边”“五比”的做法，即：包设计、包生产准备、包制造、包合格产品。边设计、边做生产准备、边制造。比思想、比干劲、比速度、比质量、比协作。一汽到处悬挂着“时间就是红旗”的口号。经过全厂共同努力，1959年2月15日，红旗轿车冲模设计的全部图纸完成并送到生产车间。

不久，王少林外出考察车身归来，他们到苏联、捷克共考察了吉尔111、莫斯科人、海鸥、伏尔加、太脱拉603、斯柯达440等轿车车身制造情况。除了伏尔加和斯柯达440是日产100辆的批量生产外，其余的几乎都是小批量的手工生产。苏联方面告诉他，小批量生产如果采用机械化流水形式，经济上极为不合算，如果生产批量不大，完全可以采用手工生产。手工小批量生产对改型也有很大的方便，但手工小批量生产一定要注意模具的质量。根据王少林介绍的情况，一汽党委决定由王少林负责红旗轿车生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