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秉金:善用外国经销商之力为我服务

日前，徐秉金在接受记者专访时表示，中国汽车企业和经销商集团在“走出去”的过程中，应当善用外国汽车经销商的力量为我所用，减少我方走出去的阻力和压力。

■外国经销商或与我方利益一致

《中国汽车报》：入世后，中国汽车行业与外界的经济联系日益紧密，加上这十五年里，中国受“特保条款”的制约，因而受到了一些国家贸易保护主义政策的干扰，特别是受到了几起不公正的“双反”调查，那么，外国经销商是如何看待这些针对中国的调查的？

徐秉金：要分不同情况。外国经销商如果认为“双反”调查损害了他们的利益，就会反对。而中国汽车界早已明白利用外国经销商势力为我所用的必要性。2008年，美国次贷危机爆发，很快演变为一场波及全球的金融危机，成千上万家企业倒闭。在金融风暴的寒流下，有的国家开始推行贸易保护主义。2009年4月20日，美国钢铁工人协会宣布，依据美国1974年贸易法第421条款，向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提出申请对中国输美汽车轮胎采取特保措施。6月29日，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针对中国轮胎采取特保措施，提出对乘用车、轻型货车用中国制轮胎征收3年特别关税，第一年至第三年额外征收的关税分别为55%、45%、35%。该决定公布后，美国汽车经销商协会和美国轮胎产业协会立即致函美国总统要求否决对中国输美轮胎征收特别关税。《中国汽车报》：美国汽车经销商协会和美国轮胎产业协会为什么反对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对中国轮胎采取特保措施？

徐秉金：因为这样做有损美国汽车经销商和轮胎贸易商的利益。他们在给美国总统的函件中称，如果对原产于中国的乘用车和轻型卡车轮胎设立贸易壁垒，美国制造商和分销商将会从波兰、哥斯达黎加、巴西和委内瑞拉等国进口轮胎，以满足国内需求。但由于上述几国生产的轮胎价格高于中国生产的，因此会导致美国经销商销售的汽车和汽车轮胎价格提高，从而减少需求。当然，后来美国总统并未接受经销商的意见，但这也证明美国汽车经销商还是很有影响力的院外利益集团。虽然现在“特保条款”已经终结，美国等西方国家对中国汽车产品发起“双反”调查的难度大为提升，但善用包括美国在内的外国汽车经销商势力为我所用依然可以在关键时刻发挥作用。

■加强流通行业交流减少“走出去”风险

《中国汽车报》：美国汽车经销商可通过哪些途径来影响国会投票意向和政府决策？

徐秉金：美国汽车经销商协会设有专门与国会、政府联系的部门，定期向美国国会提交和反馈经销商感兴趣的和利益攸关的内容，包括商业、贸易、能源和环境等方面的问题，以及一些可能对政治家前途产生影响的问题，比如汽车经销业100多万从业人口的就业问题等，这与政治家的选票密切相关。美国汽车经销商协会还设有法律部门，专门代表经销商群体处理与法律、联邦法规和特许经销权有关的难题，帮助经销商达到联邦政府在法律方面的要求，如各种指南和公告。法律部门还对国家特许经销权等法规进行调查，并撰写报告，促使国会或州议会在制定法律时考虑汽车经销商的利益。此外，美国汽车经销商协会还设有公共关系部门，负责编辑杂志、组织年会，通过影响公众来影响国会和政府。总之，美国和某些西方国家的汽车经销商影响政策的能力比较强，中国汽车企业和汽车经销企业在“走出去”的过程中应当尊重其利益。同时，由此可见，中国经销业也应加快完善行业协会组织职能，在经销商“走出去”的过程中帮助其处理与国外政府、企业的关系，维护其利益。《中国汽车报》：美国汽车经销商为什么对政策走向具有较大影响力？

徐秉金：还是与美国汽车经销商具有较强的实力有关。全美共有2.2 万家汽车专卖店，而在《反垄断法》监督下，美国制定的《汽车特许销售法》规定制造商不能直接从事零售业务，必须由独立经销商经营，《诚实法》和《十英里法》则加强了经销商的独立性，改变了经销商相对整车厂的弱势地位。同时在售后维修市场引入了竞争机制，制造商依法放开了配件供应和维修服务体系。这一系列措施使美国经销商近年来在汽车行业决策中影响力越来越大。《中国汽车报》：中国汽车企业和汽车经销企业如何善用外国经销商势力为我所用？

徐秉金：主要是加强行业交流。比如在美国，可以增进与美国汽车经销商协会的沟通和了解，关键的时刻大家就方便打交道。另外，除美国汽车经销商协会，还有一个美国国际汽车经销商协会，也是国会外的一支重要游说集团，主要代表美国豪车经销商的经济和政治利益。他们反对增税，主张自由贸易，这种观点实际上对中国有利，因为自由贸易意味着反对贸易保护。除了美国，其他国家也存在一些主张自由贸易的经销商，可以多与他们交流、沟通。